我国历代拐卖良人（指被编入户籍的平民、庶人和自由民），都是被明令禁止的，略卖（即强取后卖掉）、诱拐更是触犯刑律，对这些行为的制裁都是严厉的，但因为拐卖人口有巨大利益，拐卖人口之事一直未曾断绝。至清代，人口激增，加上相关法律较前朝松弛，导致拐卖良人较甚，其中拐卖妇女尤为严重。在清代《刑案汇览》所录略卖、诱拐案件中，女性被拐案件超过八成。

　　禁止拐卖妇女的相关法律

　　为遏制拐卖妇女之风，清政府在立法层面予以高度重视。《大清律例》对拐卖人口就有相关处罚规定：“凡设方略而诱取良人及略卖良人为妻妾、子孙者，杖一百、徒三年。”即设计诱骗得到良人的，将良人卖给他人当作妻妾或是子孙的，这两种人都受同等处罚“杖一百、徒三年”。

　　对拐卖妇女的人贩如何定罪，《州县须知》也有专门的规定，“诱拐案件如系用药迷拐与拐卖多人，为首及被拐之人并未给亲完聚，并拐回奸宿，或先系和诱后复殴逼者……比对实缓条款。”“给亲完聚”意为将被拐人送还原家庭，使其与亲人团聚。《州县须知》的条文将诱拐人口的判刑、量刑类同于图财夺产杀人、无故杀妻、夺刃伤人等罪，需加严厉惩处。若按此等罪处置，拐卖妇女理应获得重判。

　　清代的判罚条款可参照曾任清朝刑部侍郎阮葵生所撰《秋谳志稿》，“秋审之类凡五，一情实，二缓决，三可矜，四留养，五承祀，各别其情以于类。按国初分情真应决为一项，缓决为一项，可矜可疑为一项，矜者减等，疑者覆问。”从中可见，清初时，秋审判决主要分为情真应决、缓决、可矜可疑三类。而到了阮葵生所处的清中期，则演化为情实、缓决、可矜（案情属实，但有可疑之处，可免死刑）、留养（即留下养亲，准其奉养年老及有疾病的父母）、承祀（即死刑犯为独子的，家中父母无人奉养，免除一死）五种。可矜、留养、承祀此三类判决较轻，一般在实际审判中很少出现，拐卖妇女案中更是极少见到，大部分的处理结果为情实、缓决。

　　情实，最初称情真，是为“情真罪当”之意，雍正时因避世宗名讳，故改称情实。凡入情实，除幸免于勾者外，均要勾决，执行所拟死刑。所以，入情实是秋审人犯中最重的。

　　缓决，意指秋审人犯中罪行较轻者，继续在原审州县监候，本年不执行死刑，下一年再入秋审，如此往复，直到减等或改入情实。一般来说，秋审缓决案犯情节轻者，可减等免死发落。乾隆中期，奉上谕缓决三次者方准减等，以后渐成惯例。

　　若是确认了情实，判决结果为照实，则到秋后就要处决。乾隆四十七年（公元1782年）之后，“查办秋朝审缓决三次以上人犯条款”确定，如犯人三次判为照缓，即可免死罪，减等从轻发落。可以说，照实照缓的判罚，决定了犯人的生死。

　　《秋审实缓比较成案》里详细记载了对拐卖妇女案件的判处标准：“诱拐不知情及强略人口卖与境外之人案，如系用药迷拐及被诱之人尚无下落，或诱拐二三案同时并发，内有一人尚无下落，并拐回奸宿暨转卖为娼，或拐后不从而殴迫者，俱应入情实。如无前项情节，虽诱拐多次，被诱之人均已给亲完聚，俱可缓决。”另外，道光十九年（公元1839年）补充规定，如仅有下落，“尚未追出给亲完聚者入缓，监禁十年方准减等。”

　　以上是清政府打击拐卖妇女现象出台的法律条文，在实践中如何操作，还需要回到具体案件当中。

　　司法实践中拐卖妇女案

　　清代刑部官员在秋审时，一般会重视参考成案。在清代《秋审实缓比较成案》中，我们能看到清中后期详细的秋审以及对人贩之判决，现选取几例典型案件来做观察。

　　道光二十一年（公元1841年）的陆亚沅案。记载比较明确：“向不论人数、次数多寡，以被拐之人有无下落分别入缓。”此案中，陆亚沅等人虽然所拐人数较多，但鉴于已将受害人都“给亲完聚”，最终均判为照缓。

　　与此相似的是道光二十四年（公元1844年）江苏毛氏诱拐案。毛氏拐卖妇女与人为妻，然尚未成婚，被卖之人就已“给亲完聚”，“自可照向办章程入缓”。

　　道光二十二年（公元1842年）的福建魏氏诱拐妇女案。被诱之人业已“给亲完聚”，其拐后致令失节。但在判决过程中，有司认为这一性质终究与强卖为娼不同，最终魏氏入缓。

　　和前述数案相对的，是咸丰八年（公元1858年）山西余某某案。余某某诱拐女子并行奸污，“向办章程应入情实，虽被诱之人业已给亲完聚，无可宽，照实。”

　　从大量类似的案例可以看出，在清代的司法实践当中，拐卖罪一般定为缓决，情节严重者定为情实。

　　结合法律条文及具体案例，清代司法对拐卖妇女案件的判决有如下几条重要标准和参考依据：一是被拐之人有无下落，是否已经送回原家中与家人团聚；二是人贩是否有对被拐女性实行性侵犯，或是贩卖为娼；三是人贩对不顺从的被拐女有无殴打、胁迫行为。如有以上行为，均可判定为情实，从重处理。在具体案例中，如能追查被拐人下落，顺利“给亲完聚”，使其恢复正常生活，犯人通常都能判缓决。而根据上文提到道光十九年颁布的条例规定，即使被拐人下落尚未查清，亦判缓决，但需监禁十年，十年后再议减等处理。从一些案例可以看出，被拐女子往往易受到人贩的各种暴力胁迫和身体伤害，一部分人则会被辗转卖至妓院，被迫成为娼妓。

　　对拐卖妇女案的思考

　　将以上判决标准进一步进行解读，就可窥见清代此项立法之意图。清代官员在处理拐卖一类的案件时，往往更看重案情而不重案由，更看重被拐妇女的实际权益和最终结果，而不是对拐卖行为本身从重处理。其结果往往就是，只要受害人能回到家中，其被卖后是否失节，人贩均可轻判。

　　另外，不论人贩拐卖多少人次，也都可以被判缓决。这反映出清朝政府对拐卖行为的处理是较为温和的，人贩事后补救即可获轻判。这其中有一定的现实考量，此法降低了执法难度和社会救援成本，人贩为了减轻罪责多会主动招供拐卖信息，寻回被拐人口的效率也得以提高。但是这也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拐卖者，违法成本降低致使违法者甘于铤而走险，导致拐卖行为屡禁不绝。而对暴力胁迫、转卖妓院等行为则毫不宽恕，严厉处置，这亦可理解为是对受害人的最后一道保护。

　　总的来说，清代无法做到从根源上杜绝拐卖妇女行为的发生，但是希望通过法律的设置以及现实案件的判罚制止拐卖行为，最大限度地保护被拐人的权益，减轻其被拐受到的后续伤害。

　　（稿件来源：人民法院报、中国普法网，作者：暨南大学历史学系 祝悦）